占卜之《易经》之大用是值得我们研究的

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古老的一部典籍，《易经》倍受礼遇，但又饱受非议。誉之者，称其为“群经之首”，为之废寝忘食；毁之者，指其为封建糟粕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在这里，我们不急于评判，因为，一切误解误判，都是因为没有认真了解、深度认识。古往今来，对于《易经》的各种毁誉，其实都是根据自身所了解的《易经》用途而生发的，而这些用途又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，未曾专门并全面研学的人很难认识其完整面目。

不过，先说一个基本点，大家都知道，《易经》据说为周文王所作，并有《史记 · 孔子世家》中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之记载，可知《易经》之大用是值得我们研究的。

通观我国历史，总的来说，对《易经》的研学和运用，主要出现了两派六宗：两派是指象数派和义理派，六宗是指属于象数派的占卜宗、禨祥宗、图书宗，及属于义理派的老庄宗、儒理宗、史事宗。

占卜之《易》，其实仅限于卦象、卦辞和爻辞，在古代，尤其周公之前，太史所掌之易，确实是用于占卜的，而且，还经历了《连山易》《归藏易》《周易》之演变，渐趋完善，后世所说《易经》即特指《周易》。其实，大家也大可不必“谈卜色变”，占卜之学，对于古代帝王来说易经中的认识和研究，主要是用来“决疑”的，就是久思难断、久议不决的事情，总得有个能说服自己又能服众的决断方法，这在当时的政事上是必须的，也就是说，帝王并不拿它问一些鸡毛蒜皮的得失之事，这跟我们后来的人迷信算卦完全是两回事。

禨祥宗、图书宗，一个是强化了阴阳灾异之说，一个是从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……”一句引申开去推演象数玄机，各有成套理论，使一部《易经》在其朴素占卜的本来面貌上平添了不少光怪陆离，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。

老庄宗，是以魏晋时期“王弼注《易》”为代表的。因为汉代的治《易》者普遍泥于术数，另外，本来与《易》不相干的诸多江湖之术又攀附《易》理，一时间《易》界陷入“泥潭摸鱼”之窘境。这引起了魏晋玄学家的不满，王弼是其中代表，他以注解《老子》（即《道德经》）思想的路向来注《易》，引导当时的《易》界走出了窘境。

儒理宗、史事宗，同属义理派，虽立两名，实际上有很大关联。自魏晋以后，一方面是儒学的衰微，一方面是炼丹术士等群体对《易》的攀附神化，使得过去曾为群经之首的《易经》在相当程度上被冷落了。但是，在《易经》之“十翼”（由孔子等撰写的十篇辅助《易经》的文字，指《文言》《象》《系辞》等）中，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来转变占卜吉凶的儒家思想，仍然是光芒不可遮掩的。到了宋代，程伊川等开展出儒理之《易》学派，直接从自己所悟的孔孟精神来注《易》，这是儒家思想在易经上的复活。这在中国学问的宋明理学时代，成为主旋律。

杨万里著《诚斋易传》，注重《易经》中的史事，总前人这方面之所成，以事理来辅程伊川的义理，渐渐另成《易》学之史事宗，一直到近代都非常盛行，客观上助力了儒理宗成为义理派之主流，也促进了义理派渐成《易经》研学之大趋势。

客观地说，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，回首中华民族的《易》学文化，研习其天道与人德相应的智慧，认识天道，修养德行，以其核心旨趣贯通中华文化之主脉，理解古圣先贤教诲之本意，知规律、用规律，向着“内圣外王”“天人合一”的修养境界而努力，正是《易经》之大用易经中的认识和研究，不是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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